日期：2025-07-21 00:08:48 标签：
1779年的四川，属于清朝中期，天府之国的名号已经有了，但日子可没现在这么好过。那时候的四川农村，农民生活挺苦，种地、放牧是主要活计。孩子不像现在能上学，家里穷的，七八岁就得帮着干活，放羊、放牛是常事。 这故事的主角是两个九岁的小男孩，一个叫刘縻子，一个叫李子相，还有李子相的妹妹李润，才六岁。他们仨都是四川绵阳市盐亭县的普通村民，家里条件差不多，靠种地和放牧过日子。孩子们每天赶着羊群上山坡，既是干活，也是玩耍，日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。
事情发生在1779年5月27日，换成清朝的历法是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。那天天气不错，阳光晒着，风儿吹着，三个孩子照旧去村外山坡放羊。放羊这活儿枯燥，孩子们总得找点乐子。李子相肚子饿了，就跑到自家的蚕豆地摘了点蚕豆，打算和妹妹李润烤着吃。 蚕豆在四川叫胡豆，挺常见的，烤熟了特别香。李子相和李润在地里点了个小火堆，把蚕豆放上去烤。没多久，香味飘出来，馋得旁边的刘縻子也凑了过来。刘縻子看他们吃得欢，自己也饿了，就跟李润说：“给我吃点。”李润随手给了他一颗。刘縻子吃完还想要，李子相带的蚕豆不多，自己都没吃饱，就没给。 刘縻子不干了，觉得李子相小气，就缠着他要。李子相被烦得受不了，骂了他几句。刘縻子火气上来，冲过去揪住李子相的衣领，照着胸口就是一拳，还嚷嚷着：“让你不给我吃！”李子相没防住，被打得差点摔倒，反手推了刘縻子一把。 刘縻子更生气了，又一拳打在李子相左肋上。李子相躲不开，被打倒在地，腰正好撞上一块尖石头，疼得抽了几下，就没动静了。 按说孩子打架，摔一跤也就算了，可刘縻子没停手。他见李子相倒地不起，还上去踢了几脚，甚至捡起石头往李子相身上砸。李润吓傻了，扑上去护着哥哥，哭着求刘縻子别打了。可刘縻子跟疯了似的，继续砸，直到自己累得不行才停下。 李润见哥哥没气了，哭着跑回家喊大人。李子相的爹妈赶到一看，儿子已经死了，伤心得抱着尸体哭天抢地。
李子相的爹妈咽不下这口气，立马报了官。官府很快把刘縻子抓起来审问。李润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，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仵作验尸后发现，李子相身上好几处伤，致命的是腰部撞到尖石的那一下。刘縻子对打死李子相的事儿没什么好狡辩的，全认了。 按照《大清律例》，七岁到十岁的孩子要是杀了人，得上报皇帝裁决。刘縻子九岁，正好卡在这个范围。四川总督文绶让人把案卷送到京城，请乾隆皇帝定夺。 官府在案卷里说了，这事属于寻衅滋事，刘縻子不是故意要杀李子相，而且他才九岁，再加上李子相的死有点意外成分，建议从轻处罚。官府提出，判刘縻子无罪，让刘家赔李家二十两银子就算了。 他们还拿雍正年间的一个案子做例子。雍正十年，有个十四岁的少年丁乞三，被一个叫丁乞仔的年长家伙欺负，挑土时被迫挑重担，还被土块砸。丁乞三还手时失手把丁乞仔打死。官府当时判了个绞监候（相当于死缓），但雍正皇帝觉得丁乞三有情可原，免了死罪，减了刑，只赔了死者家属五两银子。
官府觉得，刘縻子的案子和丁乞三的差不多，都不是故意杀人，刘縻子还更小，应该轻判。 可乾隆皇帝看了案卷后，完全不认同官府的想法。他觉得，刘縻子虽然才九岁，但干的事儿太恶劣，不能因为年纪小就放过。乾隆特别指出，丁乞三那案子，死者是挑衅在先，而刘縻子这案子，李子相啥也没干，是刘縻子主动找茬。这样的情况，要是不严惩，对李子相的家人不公平，也会让老百姓觉得法律没啥威信。 乾隆下旨：刘縻子依律判绞刑，先定绞监候，秋后处决。 判决传回四川，老百姓拍手叫好，觉得皇帝判得公道。他们认为，刘縻子年纪虽小，但下手太狠，要是不罚，以后谁还敢约束自家孩子？再说，李子相死得冤，家里人总得有个交代。 李子相的爹妈虽然儿子没了，但听说这结果，心里多少舒坦了点，觉得皇帝替他们讨回了公道。
这事后来被清代一个叫全士潮的人记在了《驳案汇编》里。书里写道：“若第因其年幼辄行免死，岂为情法之平？况九龄幼童即能殴毙人命，其赋性凶悍可知，尤不宜遽为矜宥！自应监禁数年，以消其桀骜不驯之气。” 意思是，要是光因为凶手小就免死，法律还算公平吗？一个九岁小孩就能打死人，可见他天生凶狠，更不能随便宽恕。得把他关几年，磨磨那股子野性。 清朝的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有特别规定。《大清律例》里说，七十岁以上、十五岁以下或者残疾的人，犯了流罪以下的，可以拿钱赎罪。八十岁以上、十岁以下或者重病的人，杀了人得上报皇帝裁决。 刘縻子九岁，属于十岁以下，所以得乾隆拍板。乾隆看了案情，觉得刘縻子这事儿不能简单因为年纪小就放过，得按具体情况严判。这体现了清朝法律“情法之平”的原则，既守规矩，又看实际。
这案子在当时传得挺广，也给社会敲了个警钟。老百姓明白了，哪怕是孩子，犯了大错也得受罚。这能让社会更公平，也能防着类似的事儿再发生。 这案子还反映了清朝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态度。那年头，对孩子的法律保护没现在多，更多是强调法律的威严和对坏事的惩罚。 老百姓为什么觉得乾隆英明？其实不难理解。那时候的人看重公道，刘縻子打死李子相，性质恶劣，判他死刑合情合理。皇帝这么判，既给了受害者家属交代，也震慑了其他人。加上清朝老百姓对皇帝有种天然的敬畏，觉得皇上拍板的事肯定没错，所以就喊“吾皇英明”了。
搁现在，一个九岁小孩杀了人，估计不会这么判。现代法律对未成年人保护多，更多会考虑教育改造，而不是直接判死刑。可在1779年那会儿，没这概念，法律就是这么硬气，讲究个“以儆效尤”。 再说，刘縻子这事儿也不是完全没争议。他才九岁，真懂啥叫杀人吗？可李子相的死也是事实，家里人哭天喊地要公道，乾隆只能两边权衡，最后选了严惩。 后来的史学家对乾隆这判决评价不一。有人觉得他太狠，一个九岁孩子至于判死吗？可也有人认为，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就这样，法律得硬，才能管住人。清朝中期，人口多，矛盾也多，乾隆得用重典维持秩序。 从《驳案汇编》的记载看，当时的官吏和学者大多支持乾隆的决定，觉得这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，也能让老百姓服气。 这案子为啥在当时传得沸沸扬扬？一是涉及小孩，本身就稀罕；二是皇帝亲自判了，影响力大；三是老百姓对这判决有共鸣，觉得痛快。这事儿后来还被写进书里，成了清朝法律案例的一个典型。
从社会角度看，这案子还反映了那时候农村生活的艰难。孩子放羊都能为颗蚕豆打起来，可见日子过得多紧巴。贫穷有时候真会逼出人性里的恶。
